过去，盱眙乡下有杀年猪的习俗。所谓年猪，就是杀了留着过年的猪。刚进腊月的门，平日清闲的乡间屠户便忙碌开了，出张家进李家，东庄西村连轴转，因为大伙都要杀年猪过大年。

　　当然，也不是谁家都能杀得起年猪的，比如我家。由于人口多，劳力少，我家的日子一直过得很紧巴。家里也养猪，不过是留着卖给食品站的。卖了猪，再用卖猪款购置些糕果香烛之类的物品，因为毕竟年货不仅仅是猪肉一样。不过，猪肉是一定要有的，若不然来了亲戚拜年没有腊肉这道大菜招待客人，那就太塌场了。

　　既杀不起年猪，又买不起好肉，母亲只好托人买猪头。猪头好啊，既便宜又实惠，除了猪头肉，还有口条、耳朵等品种，来了亲戚端上桌也算几道好菜了。

　　除夕前夜，母亲便会把风干的咸猪头从廊檐前取下来，然后用水洗净，放进大锅里，架上柴火慢慢烀。当一阵阵腊肉香味飘满小院时，年幼的我们便会围拢在锅灶前，眼巴巴地望着母亲。母亲当然明白我们的心思，于是等猪头一出锅，她便会切一小块给我们解馋。我们明白想多吃是不可能的，因为那只充满诱惑的猪头还要留着敬神呢。虽然意犹未尽，但也只得各自睡去。

　　那时候，每逢过年，父母都会在家堂上燃起香烛，摆上供品，然后叩头祷告，祈求神灵的保佑。可后来，父母终于不再敬神了，因为年年敬神并没有给家里带来实质性变化，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棉袄，有什么用呢？

　　农村实行大包干责任制以后，我家也破天荒地杀了头年猪。因为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故而当时的情景迄今难忘。

　　那天，我们全家起得都很早。打扫庭院，涮锅烧水，恭侯屠夫师傅的到来。像往常一样，来我家杀猪的依然是师徒二人。只见胖师傅叼着烟卷手背屁后走在前面，瘦徒弟挑着小船似的椭圆形杀猪桶等工具走在后面。进了我家院门，师徒二人便摆放工具，继尔逮猪、放血、脱毛、开膛。等到他们把一切整理妥当之后，早饭也就开始了。

　　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是来喝血子汤的。血子汤其实就是以猪血、五花肉为原料的大杂烩。满满的一大锅，紧吃紧装，管饱。大伙陪着屠夫师徒喝酒聊天，猜拳行令，举杯把盏之时，大伙的感情加深了，距离拉近了，那感觉真是幸福无比。

　　改革开放后，一切似乎都变了样。新事物在不断产生，旧风俗在逐渐消亡，杀年猪也与喝年酒之类的习俗一样，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客观地说，这些习俗的改变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在进步。从前之所以大家要杀年猪，主要是因为春节后好长一段时间菜场“休市”，根本无菜可买，而杀了年猪其码有腊肉可吃。如今过年，别说鸡鸭鱼肉这样的大路货，就连那些往日冬季根本看不到的反季节蔬菜也随时可买。这么一来，杀年猪腌腊肉的习俗自然要被淡化了。

　　表弟家富丽堂皇的楼房客厅里，应邀前来喝血子汤的亲友们一个个衣着光鲜，喜气洋洋。我发现这些依然是农民身份的人，谈话的内容已从过去纯粹的农事，宽泛到了如今的经营之道、天下诸事。

　　上菜了，满满一桌。血子汤肯定是有的，只不过那盆曾让我们谗涎欲滴的烩菜，已经从昔日桌上的主角沦落为配角，静静地呆在餐桌的一角少有问津。

　　表弟很热情，一边不停地招呼大家喝酒吃菜，一边讲着过去的趣事。当他讲到杀年猪时，顿生感慨。他说，他杀年猪并不是为了要腌肉过年，无非想找个借口把各位亲友聚到一起叙叙旧情。这么多年了，大家各奔东西，难得一聚，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隔三差五聚到一起喝酒聊天了……

　　三十年后，当我再次看到表弟家杀年猪时，心情很是复杂。我知道，表弟家的年猪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年货，它已成为对过去岁月的一种追忆，成为纯朴感情的一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