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转包粮田第一人的朱炳新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家庭农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了新的突破；这一年，“东方纽扣第一市场”创始人之一王碎奶正在和她的伙伴们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打开了温州农民的大市场，成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头雁；这一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主持召开了史无前例的“两户大会”，著名的乐清“八大王”昭雪在望……

    一个种粮大户为一项改革之举定了性

　　主人 公：朱炳新

　　身 份：永嘉县瓯北镇和二村农民

　　事件背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温州

　　一位不寻常的农民

　　盛夏时节，永嘉瓯北镇和二村东边村头，运砂石工程车在一大片的土地上进出作业，机声隆隆，尘土飞扬，时常有一位身材精干的老农站在这片土地边上凝望。认识这位老农的人们都知道，如今，这片土地已经和他没有关系了，然而这片土地，在这位叫朱炳新的老农眼里有太多内容了，往年的这个时候，他站在这里，正是“喜看稻菽千重浪”的时候。

　　今年已经75岁的朱炳新是个不寻常的农民，他的身上有诸多的光环：从1982年开始，他每年被授予售粮大户奖，1985年到1989年，他连续被评为温州市劳模，1995年被评为全国劳模，连续3年被选为省人大代表。但是任何荣誉也没有改变朱炳新对土地由衷的热爱，什么理由也不能让他不当农民，因为他知道他的光荣和梦想、财富和荣誉都是脚下这片土地给的。而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1982年他的土地转包还给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新的突破，是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之举。

　　跟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一样，农村出身的朱炳新从小对土地就有由衷的热爱。成年后，勤劳的他偷偷开垦了田间地头任何一小块可以种上庄稼的土地，这样，秋收的时候，他总能比别人多收三五斗。

　　土地转包的创举

　　上世纪70年代，世代有着经商和手工业制造传统的永嘉瓯北和二大队开办了一个名叫“和二大队阀门厂”的队办企业，全村160户人家，就有将近80户人家全家都到这个队办企业当工人。后来，加上做小买卖的和其他手工业的，到了上世纪80年代，村里10户人家中就有7户半不种地了。1981年的春天，朱炳新的一个亲戚找到他，说想把自己家里的承包田给他种，每年到收成的时候，只要交给他200斤谷子就可以了，朱炳新应下亲戚的这个请求。当时，中央1号文件正式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但政策规定是不许转包的。那一年，他自己家的加上几个亲戚请他耕种的一共5亩的土地获得了好收成。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见朱炳新田种得这么好，四邻八舍纷纷将自家承包的口粮田请朱炳新种。朱炳新一鼓作气转包口粮田28.2亩，迈出了粮田规模经营的第一步。当年，他就向国家交售粮食10989公斤，向转包户提供口粮5500公斤，商品率达到了70%。

　　朱炳新至今还记得当年有人紧张万分地跟他说：“老朱啊，你这样干下去，不怕将来政策来了你也成为地主吗？不怕批斗啊？”朱炳新说：“我不怕。我和地主不一样，地主的田地是剥削农民成为自己的，我的土地是国家的。”1982年，中央又发了一号文件，提出责任田可以转包。当年年底，永嘉县政府奖励了他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这下家里可热闹了，村里人天天像看电影似的到朱炳新家里看电视，有一次因为人太多，将床板都坐塌了。

　　喜事一桩接一桩，也就是在那一年，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朱炳新为自己转包的农田挂牌成立了“瓯北炳新农场”，之后一直到2005年他所转包的土地被征用建工厂为止，全村共有108户村民的责任田转包到朱炳新的名下，炳新农场最多时候转包农田达400亩，每年向国家提供15万公斤商品粮，向农户提供商品粮5万公斤。

　　创新造就“农老板”

　　朱炳新就这样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背景下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温州大军中普通又不平凡的一员。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朱炳新之后，温州大地上又呈现一批大胆承包转包土地的有远大目光的农民，乐清农民南士木就是其中光彩夺目的一位。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原本有着温州粮仓之称的柳市平原奇迹般出现了全国瞩目的“电器王国”，全镇80%的劳动力几乎一夜之间转向了二、三产业。1986年的春天，南士木从88户农民手中转包了107亩粮田，开始规模经营。第二年，便办起了种、养、加工、销售一条龙服务的私人农场。1993年，47岁的南士木在土地规模经营大获成功的基础上，创办了农业综合开发的海昌农业实业公司，向传统农业发起挑战，他也成功从一个种粮大户转身成为一个“农老板”，两年之后，一幢4000平方米的农业综合开发大楼拔地而起，在这幢大楼里，南士木曾经举办温州首届名特优产品展览会，引来省内100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参展。

　　在南士木的之后，温州这片商品经济大潮澎湃的土地上，涌现了大批种粮大户。在这批有着超前意识的农民实践下，温州的广大干部群众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有效转变，为温州初期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赢得了主动，加快了第一产业的大批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农业生产力得以极大解放。成为此后以家庭工业、供销大军、专业市场等“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经济格局的助推器，并催生出农民城建设、股份制合作企业等一个又一个改革开放“时代新产品”。
　一个灶间大婶呼朋唤友撑起神州第一大市场 
　　主人 公：王碎奶

　　身 份：永嘉县桥头镇纽扣市场党支部书记

　　事件背景：中国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桥头纽扣市场崛起

　　正如温州大部分的乡镇一样，桥头人世代也经受着人多地少的生存困惑。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桥头镇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28亩，如果全镇人都打算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从事农耕，那么起码将近80%的人会没田耕、没事干。于是，勤劳的桥头人解决人多地少的办法就是外出经商，靠农商结合维持生计。难怪当地一直流传这么一句俗语：“桥头生意郎，挑担走四方”。

　　农家妇初试商道

　　当然，土生土长的王碎奶不是生意郎，她只是千百桥头普通妇女中的一员，除了忙碌于灶间之外，还凭祖传的中草药的手艺，当个赤脚医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时代的风雨让这位农村妇女从灶间走了出来，和志同道合的乡人们一起，撑起了神州大地上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她还从灶间走进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大会堂。

　　如今年过花甲的王碎奶还清晰地记得，1979年，镇上一对叫叶开林、叶开春的兄弟从江西买回了一批处理纽扣，加上一些塑料编织花和表带，在桥头镇最有人气的地方——桥上摆了个纽扣摊做起了小买卖。那天王碎奶像往常一样整理好家务到桥上闲逛，发现叶家兄弟生意蛮红火，于是，她也动了试一试的心思。于是，回家跟亲朋好友一商量，自己拿了主意，就跟亲戚一起到江苏当时一个叫“鲍珊湖”(音)的地方去进纽扣了。那可是她第一次走出灶间，第一次出远门。王碎奶将七拼八凑做生意的本钱捆在腰间，万分紧张。幸好，第一次进货来，她也在桥头摆了一个摊位，想不到一下子纽扣全卖光了，她一下子就赚了一百多元钱。看着这一百多元，她觉得自己快乐极了。

　　带领经营户建市场

　　她觉得自己一个人干不成气候，于是，在她的带领下，桥头镇众多的姐妹从灶间走了出来，到金华、江苏、上海等地纽扣厂进货，贩回来后也跟着碎奶在桥上摆起了小摊子。姐妹们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家中老少也都乐在其中了，从最初桥上的48户，半年以后，就猛增到桥下、桥边的247户。前来采购的客户从温州各地延伸扩展到金华、义乌、嘉兴、江苏、上海等地。

　　生意这么闹猛，有人心里不免打鼓：“会不会又被当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呀？”这个问题，其实也一直困扰在着王碎奶。但是，之所以王碎奶之后能成为领军人物，就是她比别人多了这样一份心智：她努力捕捉各种政策信息，甚至通过村里放的电影。

　　她清晰记得，1982年年初，村里放了一场电影，名叫《月亮湾的笑声》。那天，在打谷场看完这场电影回家后，王碎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第二天，她又跑工商跑税务，咨询相关的许多政策，她心中的那盏明灯越来越亮堂，她觉得，她和桥头几百户的纽扣经营户们可以干一番大事业了，最直接的就是292户纽扣经营户们可以组建成一个纽扣大市场。于是，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1982年年底，王碎奶和几个领头人经过各方努力，终于将散落在桥上、桥下、桥边的几百户经营户搬进了由桥头镇小学改建的纽扣市场，于是，中国第一个农村专业市场就在这个青山环绕的山坳小镇诞生了。

　　第二年春天，永嘉县政府正式给桥头纽扣市场挂牌。政府的支持给王碎奶更大的干劲，她甚至将家中的生意放下交给老公孩子，将家务活放下来交给年迈的父母，自己钻研起“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之后王碎奶和她的伙伴们一系列的工作印证了他们正确的方向：他们成立的市场个体协会、市场妇女联合会、市场团支部、市场民兵连。1987年5月纽扣市场还成立了市场党支部，这是全国第一个由个体户组成的党组织，王碎奶被选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一直到现在。

　　小纽扣创出致富路

　　就这样，一个灶间走出来的大嫂，呼朋唤友撑起了中国农村第一个专业市场。而更让世人未曾料及的，“小纽扣、大市场”——王碎奶们创出了一条致富之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温州行》一文中有数据：“1984年，全镇工商两业收入占总收入的86%，全镇600余户人家中万元户达80%，纽扣市场上缴国家利税也是逐年上番，1983年是95万元，1984年是182万元，1985年是311万元。”富裕了的桥头人纷纷从山沟里走了出来，从1985年桥头人王永铮在天津劝业商场、北京西单商场承包柜台开始，如今，共有12000人的桥头商贸大军在全国200多个大中城市承包了7000多个商场和柜台，年成交额达60多亿元。

　　更让王碎奶们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他们发挥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培养出来的才能，在桥头纽扣市场的影响下，短短三四年之间，全市已有415个专业市场，其中著名的“温州十大市场”年成交额都在8000万元以上。这些小商品，打开了温州农民的大市场，他们首创的“温州模式”超越了区域范围，他们成了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的领头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