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样的星星之火，在其近邻江苏大地上却没能迅速燃旺。

　　“当党和国家酝酿着将小岗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的时候，江苏最初其实是反对的，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也都有一些抵触情绪。”30年前亲身参与了我市农村从“人民公社”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场历史性变革的退休老人汤荣桂，谈及当时的情形时，心情依然沉重。他说，从解放初到1978年，农村集体生产搞了二三十年，可许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居然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想起当时的悲凉情景，至今还令人心酸。

　　汤荣桂清楚地记得，当时，与贫困落后的安徽农民“穷则思变”不同，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江苏经济相对比较好，人民的生活也比较安宁。

　　人心思安！过着安宁日子的江苏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革运动，心情非常复杂，思想也很不统一。首先，江苏农业生产基础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同时，集体经济发展也比较好，几乎每个生产队都有林业队、副业队，有的还办起了砖瓦厂、眼镜厂、针织服装厂、皮鞋厂等乡镇企业，仅皮鞋厂就有400多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其次，当时的在职干部大多数是解放前就开始任职的，从互助组、低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搞了30年“与个体经济相比有无比优越性”的集体经济，现在又要把土地承包给个人去“单干”，在思想上实在想不通，在行动上也难于接受，许多人都有“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慨。第三，一些群众尤其是缺少劳动力的老弱病残或孤寡人员很担心、有顾虑，认为在大集体时自己还能享受一定程度的照顾，一旦分到家庭以后自己有困难就没人管了。也有一些农户觉得，以前集体劳动时只要听干部安排出工出力就行了，日子过得如“甩手掌柜”般潇洒快活，现在分田到户后，从种子、化肥、农药到耕作、收获等一切事务都要自己张罗，实在太烦神。还有农户担心拖拉机、耕牛、库房、社队办企业等集体资产怎么分？除此以外，一些基层干部也担心自己在改革后失去权力。

　　针对上述情况，地委书记王一香亲自抓工作。一方面，组织干部群众深入学习中央有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文件精神，讲清其重要意义，统一大家的思想。对于中央的新政策，允许个人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发牢骚，但是在行动上必须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能阻碍中央政策执行。另一方面，针对集体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弊端进行反思、检讨，如集体生产过程中有人出工不出力，磨洋工；有人缺少责任心，在施用种子、化肥、农药时浪费很大，农业生产成本偏高；农产品分配过程中流失较大，真正分到农民手上的不多等等，通过对这些弊端的反思、检讨，强化对客观现状进行改革的迫切性、必要性的认识和理解。

　　同时，派出工作组到各地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并选择一些地势较偏、经济较弱的乡镇村社进行试点，一来可以探索积累改革经验，二来可以通过试点起到示范作用，用活生生的现实成果来推动改革发展。

　　这一“拖”，自然就慢了两年。

　　“我记得我们队是最早搞土地承包的，时间是1980年11月底。当时，油菜已经栽好了，小麦也已经种下去了。因此，土地是分两次分的，先分已经种好的油菜、小麦，然后再分油菜、小麦收获以后的田和地。当时，全队39户167人，252亩地，口粮田每人7分，劳力田男的8分，女的6分。”坐在句容市天王镇涧北村油坊自然村村民李家旺家的堂屋里，61岁的李老汉回忆起28年前的情形时思路依然清晰，仿佛那一幕就在眼前。谈起当时队里有多少家庭、多少人口、多少土地，人均分多少土地甚至男劳力分多少、女劳力分多少土地这些详细数据都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时任该镇下余生产队队长的涧北村委会主任詹才杰说，选择油坊村所在生产队开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来是该队自然条件比较差，水系不好，抗旱能力差，粮食生产能力低。二来是管理方面的原因，由于长期吃大锅饭，一些社员没有责任心，出工不出力甚至消极怠工现象严重，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不仅完不成国家征购粮，甚至在1973年以前，年年都吃国家周转粮，靠国家救济度日。据他回忆，当时社员每年人均口粮只有480斤，而且还要“三七开”，即三成按所挣工分分，七成按人口分，工分挣得少的甚至连480斤粮食都摊不到，基本上是家家都吃不饱，常常只能靠南瓜、山芋、胡萝卜叶子、豆渣等充饥。农业生产上不去，农业经济自然没有效益。农民出一个工只能挣到几毛钱甚至几分钱，即使按最高的1974年每个工4毛6分钱计算，一年也就挣个200多块钱。许多农民辛辛苦苦忙一年，不仅拿不到一分钱，反而因为挣到的工分钱不够抵扣此前预支的费用，到年终结算时还要向生产队补钱。像这样因为超支而补钱的农户占全队的一半左右，在油坊生产队甚至达到了80%。李家旺家也是其中之一。

　　穷则思变。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在土地承包改革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对于同样处于困境中的油坊农民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曾经在小岗村创造了奇迹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也同样在这里创造了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