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在过去数年来尤其备受关注。无论是跨越太平洋的沙尘暴、或是奥运会信誓旦旦却提心吊胆的空气质量、或是从自来水龙头流出的带有异味的蓝藻水，中国的环境危机不仅已经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在国际的形象，更直接与“民生”和“和谐”挂钩，从内与外的压力让环保界、到经济领域、到社会专家都一齐把目光望向两会，期待一个决定：已经成为公众和媒体焦点的环境保护议题到底何时能够从中国政府日程表的边缘转移到核心？

    目前的环保总局行政级别较低，权利和资源也较少，也没有代表参与由国务院总理主持的会议。尤其令关注环保议题的人士头疼的是，环保总局与其他部门之间权责不清，更多是有责无权，很多时候出了环境事故，环保总局要出来“扛担子”，像哑巴吃黄连。2005年吉林化工厂保障污染松花江、以及去年接二连三的蓝藻爆发，都是典型的例子。

    过往的经济发展宗旨是“发展是硬道理”，“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因此只要有钱赚的项目就可以上。森林破坏了不要紧，因为造纸做地板富裕了地方财政；水变臭变绿了不要紧，因为河湖的周遍都是腰包鼓鼓的老板和“鱼米”富足的农民；挖煤挖到房塌烧煤烧到天灰不要紧，煤炭老板开始抄房了，电力公司上市了。

    经济发展背后的大堆环境问题谁来治理呢？环抱总局有责无权，因为批准污染源头的项目上马，是级别更高、权力更大的其他部门，环保总局顶多只能提提意见。环保总局也没有办法指责地方，因为地方环保局的领导是地方任命的，薪水是是造纸厂、化工厂、煤矿等贡献的地方财政。

    以水污染为例，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统筹协调困难，形成所谓“九龙治水”的不合理现状。过去十年，国家为治理淮河投资了过百亿元，但在部门的扯皮和推委之间，淮河越来越脏。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没有体制的最终改革，对部门之间的职能、责任和权力的细分，终究没有用。因此，从2006年开始，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及全国政协委员马培华等人不断提出建议：中国须尽快组建环境保护部。

    环保总局的“环保风暴“从绿色信贷刮到绿色保险再到绿色证券，努力众人可见，但成效到底如何？环保总局潘岳在接受记者采访中不无沉重地指出：“有一些省份和金融机构，并没有实行实质性的绿色信贷政策；即使实行了，也只停留在表面阶段。另一方面，高污染高能耗行业由于得到一些地方的政策保护，还有利可图，有些甚至是短期的暴利行业，因而很难大幅度削减信贷规模。”

    成立环境部后，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环境利益得以在重大的政策制订和项目决策的讨论中能够发表声音。部长需要国务院直接任命，对于国家重大的政策决策有更大的参与，因此话语权更大，有更大的可能性在问题出现之前就避免，而并非总象救火队一样被动，东边出了问题去东边扑西边出了问题去西边救。

    同时，设立环境部可以使得政府对于环境保护的投入和资源整合变得更加合理，人员配置也可以更充足。在与中央其他部门的对话中，譬如能源框架和节能减排，环境部至少可以有更大的监督权力；同样，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中，部长级的官员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对话也将同样产生微妙的变化。
 
    环境保护升级到部级后，中国的环境问题就可以得到根本的改善了吗？

    环保总局的升格，只是扭转环境恶化的必须的、而非充分的条件。具体的环境保护部会获得多大的实际权力去执行中国的环保法规，又有多大的胆量和多硬的手段去碰触以往躲在“经济发展”大旗底下的那些利益集团？环境指标是否会纳入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环境保护部对于地方环保部门是否将实施垂直管理，来消除环境保护的地方障碍？环境保护部成立后，在保护环境事务上不可或缺的“公众参与”和“公共监督”会顺水跟上吗？

    这些关键问题，都仍是未知数。

    诚然，没有绝对完美的政府职能的重组。社会经济民生在不断变化，对于政府部门职责和角色的期待和需求也在变化。目前对于环境保护的需求前所未有的高，因此突出相关的政府职能，譬如污染治理、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等，环境保护得到应有的充分重视，顺理成章也顺应民意。

    中国的环境在两会期间也许正好是在一个三岔路口，向左还是向右？中国的民众在关注和观望，众多关心中国环境的社会团体和组织都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