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好友眼中的冯理达
中国广播网记者 余京津 陈振玺
坐在一大排等待接受采访的人当中,海军总医院高压氧科主任潘晓雯腰板挺拔,精神饱满,眼窝含笑,整个人像一个九九艳阳天。和其他人像阴天一样的低调情绪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别人一谈起今年2月份过世的冯理达,无不叹惋、悲伤,甚至哽咽、痛哭。只有她,一提冯理达,马上喜形于色,说得眉飞色舞。好像她不是在谈论一个新逝的亡人,而是在兴奋地转述刚刚发生在好友身上的趣闻。
潘晓雯的确是冯理达的好朋友。虽然冯理达生于1925年,潘晓雯生于上世纪50年代,比冯理达小了将近30岁。但两个人自从25年前相识,渐渐结下忘年交,成为知己。
近距离地看潘晓雯,她长着一张很北方的脸庞,似圆又方,颧骨分外丰满。见人时老爱笑。说话特别主动,声音也是笑笑的。性格开朗、热情洋溢是她给别人留下的必然印象。从外在的方面看,她很像冯理达。无论脸型还是性格。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可能,正是因为她们属于同一个类型的女性,私人关系才特别亲近。
一、活着不能没有活力!
1983年,冯理达的老伴罗元铮患病住院,潘晓雯担任主治医师。
“老罗这个人特别有才华,谈吐不凡,喜欢讲历史上的事。冯理达老来看他。我们很说得来,这样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等老罗出院时,他们两口子一块邀请我到他们家里玩。我非常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冯理达是冯玉祥的女儿。我很好奇,想知道名人之后的家里是什么样的。”就这样,潘晓雯跟着冯理达骑着自行车到了北京西便门的国务院宿舍,第一次跨进了冯理达的家。这次拜访是她一生生活方式改变的开始。
“他们家的家门一打开,哇——!所有的房间一起响起音乐。开始是迎宾曲,后来是苏联乐曲和一些圆舞曲。冯理达特别喜欢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这是潘晓雯吃的第一惊。
“‘请你等一下,我去换件衣服。’冯理达放下包对我说。进家还要换衣服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潘晓雯吃了第二惊。1983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3年时间。城市里的老百姓一般不过年不会添置新衣。至于平时,多是2件衣服倒着穿。家里家外都是穿同一身衣服,根本没有家居服的概念。
“过了一会儿,冯理达穿着布拉吉出来了。太漂亮了!上身短,裙摆特别大。她问我,‘漂亮吗?’能不漂亮吗?她那时都50多岁了。我真不敢相信,这么大岁数的女人还这么爱漂亮、爱打扮。”在20多年前的中国,不要说50岁的女人,就是30多岁的女人也基本上丧失了打扮的心气。
冯理达对吃惊不已的潘晓雯解释,家是港湾,所以应当是最美丽、最温馨的地方,是一个一定要与外界截然不同的地方。进了家门,就要有家的感觉,社会上的所有不快和烦恼都应当关在家门之外。从进家门的那一刻起,所有的符号都要让家人感到,到家了!家里的美丽与温馨当然也包括女主人的漂亮。
“小潘,一个人不能没有爱好,没有激情!生活没有活力,你就完了!”冯理达的这句话是潘晓雯的第三惊。活力!激情!从来没有人说过这样的话,潘晓雯听得刻骨铭心。
是啊,音乐是冯理达的挚爱,漂亮的衣裳增添了她的活力。怨不得冯理达无论哪一天,都精神矍铄,活得充满激情!
二、人贵有情
25年前的那一天,冯理达问潘晓雯:“你吃过西餐吗?”
“西餐是什么?”潘晓雯不但从来没有吃过西餐,而且根本没有听说过。
“那好!我今天请你吃西餐!”
潘晓雯随着冯理达走进厨房。天呐!厨房里也音乐飘飘。这可是厨房啊!
“这对小音箱很便宜,没有多少钱。”冯理达对正在吃第四惊的潘晓雯说。
厨房里有一个调音装置,可以控制其他房间的音乐,还可以选歌。冯理达关掉了其它房间的音乐,选了一首做饭时听的音乐。
“你觉得家务劳动枯燥吗?”音乐声中,冯理达问潘晓雯。潘晓雯点头。
“家务劳动也可以变得很快乐。你进了厨房,可以先放音乐。你跟着音乐的节拍择菜。音乐多么动听!菜绿绿的,生气勃勃……啊,生活多么美!”潘晓雯一边微笑着学冯理达说话,一边伸开双臂学冯理达择青菜。她轻缓地、陶醉地摇摆着身体,那样子像一条飘荡在湖中的小舟,又像春风中飘扬的柳丝。她的手臂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在择菜,而像在拉一首抒怀的小提琴曲。
冯理达为客人做了俄罗斯的红菜汤和牛排。她告诉潘晓雯,先喝汤,有营养,又占胃,不会使人饮食过量,非常有助于健康。
“那时候,我们中国人家家都是圆饭桌。我在她家,第一次见到了大餐厅,第一次见到了西式的长餐桌。那张桌子真大!桌上摆着好几个蜡烛台,还有好多鲜花。吃饭,真是美的享受!”25年过去了,但回想起烛光点点、花香阵阵的这一幕,潘晓雯的脸上仍然荡漾着留念之情。
“冯理达告诉我,吃西餐是有礼仪的。怎么拿刀、拿叉,都一一教我。还说,嘴巴一定不能出声。”潘晓雯闭上嘴,模仿轻轻咀嚼的动作,“我问她,‘我做的对吗?’她说,‘对!你学什么都快!’那天,我跟她学会了怎么吃西餐。”
吃完饭,冯理达要给潘晓雯唱歌听。潘晓雯说,“唱歌我也会啊!”冯理达就把潘晓雯带到客厅。厅里放着两袈钢琴。一架已经很破旧了。冯理达说,她的母亲李德全让子女在自己过世后,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整条街的私房都捐给了国家,这两架钢琴是他们几个兄弟姐妹仅剩的遗产和念物。
罗元铮担任钢琴伴奏。冯理达在钢琴旁摆好了姿势,高雅、端庄的神态宛若在歌剧院演出的女高音歌唱家。太美了!潘晓雯忍不住赞叹。这是她的第5惊。
“在剧院演出,这个站可不是随便站的。站在钢琴的什么位置、手怎么放、眼睛往哪里看,都是有讲究的。今天我们俩就给你做一场演出。”冯理达对潘晓雯说。
“可今天只有我一个观众啊!你们不用这么讲究。”潘晓雯说。
“你一个观众,我们也要这样做。”潘晓雯听到冯理达说的这么认真,心头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她太受尊重了!
冯理达的嗓音很高,是花腔女高音。她独唱了《我的祖国》,又和老伴合唱《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鹿》等苏联歌曲。她唱女高,老伴唱男低。
看到冯理达依靠在琴旁,和老伴含情脉脉、四目传情的模样,潘晓雯好不动容。他们不仅在唱歌,还在谈恋爱!
最后,三个人合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们一起在歌声里沉浸了1个多小时。潘晓雯第一次发觉,普通的日子原来也可以过成闪着光芒的欢乐时光。
此后,潘晓雯就成了冯理达家的常客。冯理达和老伴也没少骑车到潘晓雯家里玩。有时潘晓雯住到母亲家,老两口还会跑到潘母家里和她相聚。
“冯理达特别爱干净,在家爱拖地。她拖地有拖地的音乐。干什么有干什么的音乐。她把一切都美化了!”潘晓雯叹服道。
“虽然她家里条件比较好,但是,有时候,生活快乐并不需要多少物质条件,关键是你要有情!你看,厨房里的小喇叭就不要什么钱,可一安,效果就大不一样。唱歌,都不要钱!你只要唱就行了。你没有情,你有再多的钱,你也买不到这份快乐!我现在家里的各个房间也装音箱,厨房里也有一对小音箱。家里到处都有音乐。”说到这儿,潘晓雯舒心、自豪地笑了起来。
三、女人要有女人味
中国当代的妇女解放运动虽然不同于西方的女权运动,但也走入了某些误区。许多中国职业女性往往以为所谓男女平等是要在各方面都与男人一模一样。
“冯理达最不欣赏把工作身份带回家的女人了。”潘晓雯说,“她自己就是一个特别有女人味的人,真的是不笑不说话!她说起话来声音特别甜、特别柔、特别年轻,根本不像一个80多岁的老人。”
潘晓雯认为冯理达把男女关系参透了:“她说,男人不可改变,只有女人自己改变。她教我,女人要会撒娇,要会变角色。‘你要永远记住:主任,这是工作上给你的一个名儿。你回到家就是老婆,不是主任!’还教我,男人的面子很重要,女人在外头,一定要维护男人的面子,让他在别人面前有尊严。你让男人在外面挣足了面子,回到家,你跟他怎么都好说。”
冯理达自己就做得非常到位。潘晓雯记得,“老罗经常跟我讲,当年,他们结婚时,老罗仅仅是她爸爸的秘书。虽然罗家也是书香门第,但比起冯玉祥的家世来,社会地位还是相差很悬殊。但是,她爸妈一决定把冯理达嫁给罗元铮,冯理达马上调整自己的角色,往妻子的身份上转。绝不说我是一个大小姐,你是一个书生,我就要端个架子压着你。”
冯理达有很多密切夫妻感情的小手腕。比如,她跟丈夫出门散步,一定会手拉着手。潘晓雯对此“雕虫小技”深有体会:“你不要小看拉手。虽然只是一个小动作,但你一拉,两个人的心就拉近了,甜蜜就给拉出来了。自从她教了我,我跟爱人散步,也都手拉着手。”
冯理达1947年在美国爱锁小镇与罗元铮结为伉俪。50年后,他们双双携手重返爱锁小镇,在那里举办金婚庆典。在对美好年华的重温中,两个人在心理上无异于又举行了一次婚礼,再一次成为英俊的新郎、多娇的新娘。那份浪漫,羡刹他人。
“冯理达管自己叫‘永远20岁的小姑娘’,管老罗叫‘我的男朋友’。”潘晓雯说,从恋爱到结婚,从恋情到亲情,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婚姻过程,“可是他们俩,到了70岁,又从亲情变回了年轻时的恋爱关系。不仅那么恩爱,还那么甜蜜。这是人生的一个升华!”
2003年,罗元铮突发心脏病去世。冯理达把爱人的遗体从头吻到脚。她长久地抱着她的铮,万分不舍。她把“铮”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房间里。“铮”的床铺,年年冬天铺毛毯,夏天换凉席。
在此后长达5年的日记里,冯理达反反复复地写:“亲爱的铮,你的理达想着你,念着你,恋着你。”“每天每夜思念你。”“铮,你没有走,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是你的理达。”……这些催人泪下的字句折射出一份旷世的夫妻深情。而这份深情与幸福的获得,无不是因为冯理达是一个对情爱通彻练达的女人。
四、她有气质,她漂亮
女人有没有女人味不仅取决于心理上所取的姿态,还离不开独属于女性性别的所谓“漂亮”。
“冯理达爱漂亮。她喜欢穿西服套裙、伞裙。她一直特别喜欢上身短、紧身,大裙摆的连衣裙。有时也爱穿军装。出国或者有外事活动的时候,她穿旗袍。啊!她穿旗袍,漂亮极了!她可注意全身的搭配啦!她的鞋子总是跟衣服配得非常好。她那么大岁数,穿旗袍时还敢穿高跟鞋呢!”潘晓雯比划出1寸多高的鞋跟,“我说,‘得了,您!都80岁了,还穿什么高跟鞋啊?’。她说,‘这是代表国家!高跟鞋高也得穿!’。穿不同的衣服,她拿的姿态也不同。她说过,穿军装就要很挺拔,要穿出军人气宇。”
冯理达喜欢穿花的、浅色的、白色的衣服。她爱劝人到中年的女同事:“你不要穿黑衣服!告诉你,女人到了一定年龄,一定要穿花衣服!”
冯理达有个理论:“我们这个年龄的女人,美不美,不在容颜,完全在气质。你有气质,你就美!你没气质,你就不美!”
潘晓雯觉得冯理达的漂亮观用在她自己的身上最合适:“别看她给别人捐钱很慷慨,但她自己生活很节俭。她经常到甘家口的地摊上买二、三十块钱一件的衣服穿。人家就是气质好!那么便宜的衣服,穿在她身上一样好看!别人是衣服抬人,她是人抬衣服。”潘晓雯说到这里,声音不由得因为激动而高亢起来,“冯理达是个心中有大爱的人!她对老百姓那么情深,对病人那么好!这样的人,虽然她穿的衣服非常普通,可在我的心中,她穿的永远是国际名牌!”
五、工作要像工作,生活要像生活
“冯理达把她人生的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得十分到位。无论是做妻子,还是做母亲、做女儿,她都做得非常出色。”潘晓雯感慨万千地说。
“我们俩经常在一起讨论怎么当父母,怎么管孩子。冯理达主张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不能觉得自己高孩子一头。所以呢,对待孩子要像关心朋友一样。
“再一个是言传身教。做父母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把自己做好。如果要求孩子好好读书、学习,父母自己却在打麻将、看电视,孩子怎么可能好好学习呢?其实,父母用不着要求孩子去学钢琴、学英语,他们把自己的表率做好,就够了!
“你看冯理达的儿子,他怎么可能品行不端、不本本分分呢?冯理达过世没几天,丧事还没有办完,他就把医院配给他妈妈的帕萨特还了,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怕自行车丢了,每次都自己抗到四楼。他说,‘我觉得妈妈不喜欢我以她的名义占公家便宜。要不,她该不高兴了。’冯理达就是这样做母亲的。”
冯理达做女儿也有一套心经。
潘晓雯很感念冯理达教会了她怎样叫“妈妈”。
“她说,一回家,要这样叫:‘妈——妈——!’”潘晓雯亮开嗓门,无比娇嗔、悠长、甜蜜地叫了一声“妈妈”。那声调就跟一个5、6岁的小丫头仰着粉脸喊她年轻的母亲。
“对啊!就是要像小孩子一样叫‘妈妈’!冯理达说,你不能进了门……”说到这儿,潘晓雯立马绷住脸,低了头、低了声音、低了情绪,扫眉耷眼地模仿道,“‘唔,我回来了。’这可不行!一定要大声叫!
“我听了她的,每次回家,都这样叫‘妈——妈——’!每次都把我妈叫得高兴得不得了,跟喝了蜜似的。”
是啊,儿女长大,父母衰老,从强者变成了弱者。一声小儿女撒娇般的“妈——妈——!”或“爸——爸——!”,不仅会唤起父母对自己年轻时光的美好记忆和感受,还会让父母感到儿女再大,依然是膝下承欢的孩子(弱者),对他们有着情感上的仰仗。当一个人被人需要,他就不再是弱者。
“冯理达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工作要像工作,生活要像生活!”潘晓雯很严肃地说。
六、她是兰花一样人
“有一回我工作上遇到挫折,去找冯理达抱怨。”潘晓雯回忆着往事,“她听完了,说,‘你这些都算什么啊?我来给你讲讲我的事吧!”
1948年,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由于冯玉祥在美国期间公开反蒋,出于安全考虑,全家人秘密从美国登上“胜利号”游轮,打算绕道苏联再转往解放区。结果轮船行驶到黑海意外失火(疑为国民党特务故意纵火),冯玉祥与最小的女儿及同船的3名前苏联中央委员、100多名儿童一同遇难。冯理达的二妹妹由于在事故中受到刺激,终生出现精神障碍。这场历史上有名的“黑海事件”使冯理达第一次痛失至亲,并第一次体会到,为国家复兴、民族独立效力就会有牺牲。
1966年,“文革”爆发。冯理达的父亲冯玉祥本是抗日英雄,这时却被打成大军阀;母亲李德全本是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并连续任职16年,这时却成了卫生部的“头号老爷”,遭到批斗;冯理达和丈夫因为在美国、苏联都留过学,这时被诬蔑为“美帝”和“苏修”的“双料特务”,冯理达甚至一度被造反派软禁。1972年,母亲李德全突然因病去逝,冯理达则被革除公职。
“文革”期间,受冲击的不仅仅是冯理达一家人。当冯理达得知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因为父亲被诬陷为“叛徒”,她自己被称作“黑帮弟子”而思想苦闷时,就把陶斯亮带到家里的客厅一同欣赏她自己养的兰花和画的兰花。
冯理达对陶斯亮说,兰花虽然不如牡丹那么艳丽,但是兰花非常清秀、高雅,开出的花也非常清香。而且兰花很好养活。水多点能活,水少点也能活;施肥能活,不施肥也能活。精神也是一种物质,我们应当学习兰花的品质,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克服困难。
对潘晓雯讲完自己的曲折经历,冯理达说:“人生道路本来就是坎坷不平的。我还希望别那么顺利,来点什么挫折、困难呢!”
潘晓雯自此开了窍,后来很少再为人事纷争、人生无常而长吁短叹:“我觉得兰花精神就是冯理达的精神!你看她,总是吃苦不诉苦,吃苦也高兴!她不是没有苦,没有困难,可她能把苦、把难全都转化成快乐!一天、一天地,她活得那么愉快!还感染别人,带动别人。
“我们在她的感染、带动下,也工作得很快乐,不觉得病人是麻烦,真心地对他们好。当一个病人来的时候,他走不了路,很痛苦,经过我们的治理,恢复了健康。哎呀,那种巨大的快乐、成功的快乐是给我们多少钱也换不来的。天天在工作中品尝到快乐,我们还怎么可能跟病人产生紧张的医患关系呢?
“笑面人生!我觉得这是冯理达最大的成功,是她整个人生的成功。你只有先笑面人生,才有可能把别的事情做好!”
七、精神不死
和潘晓雯在门口分手的时候,50多岁的潘晓雯对我说了一声——“再见~~~~!”。这声“再见”,像一只飞翔在蔚蓝天空中的风筝,音调拖得高高的、长长的,娇嗔、甜蜜,带着小孩儿身上的奶味,让我一下子想起小时候吃过的上海大白兔奶糖。它甜、香,但不齁、不腻。它特殊的滋味容易让人吃了一块,又剥一块,一下连吃好几块。我走出几步,忍不住又回身向潘晓雯张望、摇手。
虽然,我从没有见过冯理达本人,也永远不可能见到冯理达本人,但,潘晓雯让我领略到了冯理达说“再见”时的声姿。也就是这一声“再见”,让我一下子明白了潘晓雯为什么在谈论冯理达时那么与众不同——她不悲伤,她高高兴兴。因为,冯理达对于潘晓雯来说,根本就没有死!她就活在潘晓雯的体内!
肉体的消逝只是一个形式的更改和移变,但冯理达的精神一直在那里呢!她没有离开中国,没有离开军队,没有离开海军总医院的大院,没有离开她的办公室,没有离开她的挚友亲朋。所以,军医潘晓雯带着冯理达式的笑容、笑语、歌声、温柔、爱心、坚韧、智识、情怀,继续笑面人生!(中国广播网记者 余京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