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中国

　　但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之路并不顺利。

　　1980年，施瓦布主动联系到中国国家经委，希望能够与中方合作，通过组织研讨会的形式“给中外企业彼此了解的机会”。5月1日，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率领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欧洲时，在瑞士日内瓦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总部与施瓦布面谈时，有了合作的初步意向。1981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前身）合办的第一届“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中国企业高峰会的前身）召开。

　　“施瓦布在1980年就看到了中国众多人口形成的广阔市场。”曾参加国家经委代表团的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副会长潘承烈对《中国企业家》回忆到这一点还是满怀敬佩。“讨论会能够迅速成型，国家经委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协调作用。袁宝华当时兼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所以最后确立由中国企业联合会来代表中方合作。”潘曾担任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负责与达沃斯方面的合作超过10年。

　　在“中国企业高峰会”创立之初，双方合作相当愉快。通过国家经委，每次峰会中国企联都能够保证有“中国领导人接见”和“部长级报告”，中外企业家可以在部长报告之后直接面对面向部长提问。在改革开放之初，这给对于政策难以把握的中外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而世界经济论坛也借助自己在发达国家的号召力，将外企引入中国。据介绍，西门子、大众第一次进入中国，都是通过“中国企业高峰会”这一渠道。

　　但是，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强化，“中国企业高峰会”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小。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联的合作也摩擦频繁。“最开始，双方合作非常愉快，所有的合作都是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在换过几次外方代表之后，外方代表态度越来越倨傲。”潘承烈告诉记者，双方在财务方面的安排也产生了分歧。以前双方的财务模式是，中外合作方各自邀请中外企业，在国外企业的参会企业费用中，前50家注册费由中外双方共有，50家之后中方可以获得15%；国内企业的参会企业费用则全部由中方享有；论坛开支由外方负责。后来，外方不再把海外企业参会费用与中方共享，并要求中方分担论坛开支。

　　1996年，施瓦布在瑞士见到中国大使吴建民时，提出“中国企业高峰会”能否更换一个中方合作伙伴。在提议被拒绝后，“中国企业高峰会”虽然仍旧每年照常举办，但是已经乏人经营、日趋没落。

　　现在，当达沃斯要重新启动中国，反思“中国企业高峰会”的经验教训相当重要。“总在一个城市举办，获得的政府支持力度会越来越小。”世界经济论坛中国经理马德志这样总结。这一点，潘承烈也有共鸣，“每年都开同样的会，不可能部长每年都来，后来可能就是副部长或者其他官员了。”这正是夏季达沃斯在确定首届论坛选择大连之后，马上公布下一届将落地天津的初衷。

　　世界经济论坛筹措夏季达沃斯时，没有继续选择中国企联，而是选择与国家发改委合作。在夏季达沃斯的筹备中，国家发改委强有力的协调作用已经显现无疑。“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注册的是非盈利的基金会，但是在中国尚未有这种性质的组织，注册成立办公室非常麻烦。发改委出面协调民政部、外交部，为论坛单独设立了一个国际社团组织的类别，方便我们注册。”张励向《中国企业家》透露，从达沃斯决定在中国召开夏季达沃斯论坛，到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在北京成立，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而类似的国际机构在北京成立代表处的平均时间大约是3-4年。

　　2005年1月，中国常务副总理黄菊带团参加达沃斯论坛时，施瓦布第一次提起了举办全球新领军者年会的想法，得到了“非常好、对中国企业有很大帮助”的反馈。世界经济论坛开始了向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的“进攻”。在2006年达沃斯年会上，中国副总理曾培炎与施瓦布签署谅解备忘录，确定在中国举办第一届“夏季达沃斯”。同年9月，参考奥委会选择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做法，通过投标的方式，世界经济论坛选择了大连作为举办城市。

　　“世界经济论坛将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冬季达沃斯，一个是夏季达沃斯。”施瓦布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上如此表示，显示出对夏季达沃斯的看重和倚赖。冬季达沃斯定位于世界1000强，全球新领军者年会则定位于新兴市场500强，商业议题与政治议题的比率则调整为7：3。

　　夏季达沃斯和冬季达沃斯相比，邀请企业的规模要小得多。年营业额达到1亿美元，连续3年保持15%以上速度的增长，都在被邀请之列。预计参会的500家企业中，会有1/10来自中国。于江表示，“年营业额超过45亿美元的，我们会直接邀请它参加冬季达沃斯。希望现在参加夏季达沃斯的新兴企业，可以很快毕业，加入冬季达沃斯的俱乐部。” 截至记者发稿时，已经有100个《财富》500强公司的CEO注册参加夏季达沃斯。“他们想了解中国，更想见见新兴企业和挑战者。这些人弄好了是合作伙伴，弄不好可能是致命的竞争对手。”

　　但是，达沃斯论坛始终要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本土化难题。据潘承烈回忆，达沃斯派到中方的代表，虽然看似越来越多的华裔，但是对中国的了解却越来越少。达沃斯方面也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达沃斯日内瓦本部专门成立了中国组，后来在北京建立办公室。

　　更大的难题是议题设置。虽然最近几年中国话题在达沃斯上炙手可热，但是，不少中国参会者都感觉讨论相当初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达沃斯对中国虽然足够关注，但是理解未见得足够深入。

　　“作为一个中国和世界互相了解的窗口，达沃斯的作用还相当有限。”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达沃斯是一个外国机构，对中国的了解很浅，“外国人、华裔和非常少数的中国人，都非常年轻，你说怎么可能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过程?”

　　“达沃斯最无聊之处就在于谈中国。去的中国人太少了，嘉宾凑不够，就邀请了一堆日本人、新加坡人讨论中国话题，或者是请一个中国管理咨询专家评论中国环保问题，全都是是初中生水平。”赵民直言，“总有人说中国人在达沃斯是过不了语言关，这很可笑。谁规定中国移动的老总必须要说英语，行业讨论配一个同传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反而被放大了。”

　　达沃斯的闭门行业会议，往往都是邀请行业前20-30位的企业，这样中国企业即便入围也数量有限，性格内敛的中国人如果感觉势单力薄就发言很少，很难形成有效的讨论。这种负面的评价已经反馈给达沃斯，张励告诉记者，夏季达沃斯最重头的工作，即是如何让中国企业家更有效的参与到论坛中，这些会通过一些细节性的安排来保障。“重点不是把中国企业会员数量增多，而是怎么让现有的会员更有效的利用这个平台。”

　　张励认为，夏季达沃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的会议太多了，竞争激烈。“要不断地解释：为什么要收费?为什么不能有长时间的演讲?参会能够得到什么?”

　　达沃斯的三大价值观“平等、非正式、发人深思”，看似简单，要照搬到中国来并不容易。在达沃斯，国家元首带随从最多不过10多个人，世界首富经常单身前往。这让习惯了前呼后拥的一些官员和企业很不适应。达沃斯需要在保证论坛品质和风格的前提下，尽量把中国因素都容纳进来。“一个大的冲突是，达沃斯追求的是平等的对话，但是有些领导更喜欢大段时间的发言。于江告诉记者，“要把冬季达沃斯的一套完全拷贝到中国来很难，可能需要几届的调整。”

　　在形式上，达沃斯能否复制到大连也面临考验。“老外拿杯酒在那可以站三天、站三个小时聊天的，中国没这个习惯。”马云笑说，“达沃斯的商业模式在中国肯定是要改造的，夏季达沃斯必须以亚洲为中心，必须以中国为中心。”（作者：王琦 金错刀 侯燕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