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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简介
   高明,男,甘肃省正宁县人,1985年11月出生,2003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200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年12月入伍,大学本科在读,上等兵军衔。入伍后,他严格要求,勤奋学习,刻苦训练,很快实现了一名大学生向合格士兵的转变,2006年底被评为优秀士兵。2007年3月和6月,其所在部队和部队党委先后作出决定,号召全体官兵向高明同志学习。2007年4月,高明当选为该部队第七次党代会代表。同年6月,作为典型代表,参加了二炮科学发展观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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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笔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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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基督的品性
中广网    2007-09-04 [打印本页] [字号   ] [关闭]
    基督的品性如何?这似乎是一个涉嫌亵渎圣灵的问题。基督一向被信徒认为是最有道德最有智慧的。在四章福音书中,耶稣论律法,论发怒,论奸淫,论离婚,论起誓,论报复,论爱仇敌,论施舍,论祷告,论饶恕,论禁食,论洁净,论福和祸,论天上的财宝,论神和财利,以至于论“不要诊断人”,几近详尽地阐述了道德的要求。可以说,这些是神对人最基本的要求。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道德的标准超出了人本身对自己的要求,是以神为参照的。虽然其中会有鉴于人的自由意志的些许妥协成份①。

  “论爱仇敌”一节的论述,是最明显的体现。之所以“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就是因为这样才可以作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要求人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马太福音》)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如此,才可以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而要求人们“要慈悲”,像父的慈悲一样。(《马可福音》)

  这与中国古代的理念有某些形式上的相似之处。《礼记·孔子闲居》中夫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私者三,以劳天下。”然而质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基督教是以超自然的外在为参照,而儒家以自然为参照。于是,基督教要求人要像“天父”一样,而儒家对人的要求还是“人”,圣人也不过是“允执其中”。

  于是,我们看到,基督的道德与老子和释迦牟尼或许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在中国的儒家传统中是不能被接受的。《论语·宪问》记录了夫子的意见:“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似乎有些“当爱你的邻居,恨你的仇敌”的意思了。可见,夫子认为以德报怨恩仇、是非不分,不足效法。

  同时,《论语·子路》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而《论语·阳货》中,夫子更是直言不讳地给予了尖锐批评:“乡愿,德之贼也!”

  不止于此,夫子同时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儒家对“仁人”的要求与基督对“义人”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而终其原因就是儒家以“人”要求人,基督以“神”要求人,参照不同。

  而对此,我们还可以找出其他更多的例证。

  福音书中“有人要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晓谕让我想起《新唐书》中唾面不拭的故事。《新唐书·娄师德传》载“其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弟曰:‘有人唾面,洁之乃已。’师德曰:‘未也。洁之,是违其怒,正使自干耳。’”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就形式上类似于《弟子规》中“人有借,有无悭”的教导。

  前者,圣贤倡导的态度截然不同,所谓“士可杀,不可辱”;而后者,“人”的范围界定则有差别。福音书中“人”指所有人,包括“邻居”和“仇敌”;弟子规中,可能更多的指“邻居”。

  终归,传统儒家的道德是人的道德,而基督的道德是神的品性。基督徒作为现世的人,也只能更多地以人的道德为准则。于此我们看到,基督道德的象征性特征就比较突出;而中国传统的道德更具有实际的可执行性。这便是人与神、有限与无限的差别。

  而关于信用,虽然福音书中没有直接谈到,却是贯穿全本圣经的,或者说是体现于神的一言一行的。“约”是圣经中人神联系的纽带,是神人关系中自始至终所强调的。神与以色列人之间关系的规范,无不以“约”的形式体现。当耶和华因为与以色列人的约而缓解愤怒时②,孔老夫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认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不固执承诺的原则当然好,但义与不义的灵活性却由个人来把握;而在现实利益面前,这往往是脆弱的。

  于是,近代两种文明的发展,两种信用观差异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基督教世界,随着资本经济的发展,“约”的观念为资本和商品的生产交换极大地提供了便利,相关的法律(合同)、金融、保险制度迅速发展并逐步完善,减少了资本市场运行的成本。而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尾生水至不去,也有季布一诺千金,但只是个人小德。农业经济的后期,这种不足就尤为突出。

  举一个与经济无关的例子。西方资本国家以坚般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然后签订条约而去,但中国人却往往并不以为然,因为这是不义之约。

  《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廿六记载了咸丰八年订立《天津条约》之初,签订者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呈朝廷的一份奏章:英法二国之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若弃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处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这种对信用的思想,不只是体现在政治上,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是现代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过程中,信用显得尤为欠缺。当合约执行过程中对自己有损时便认为是不义之约,而有“理由”不坚决执行。这使得市场的运行成本无形中增大。

  中国个人的信用往往是高于群体的。群体中的成员则更容易以群体利益为理由而毁约,因为为群体利益是义的体现。

  于此我们看到,基督关于“约”的品性是值得人去恪守的。注释:①参见太19:3-8;可10:2-9;耶稣关于摩西允许休妻的解说;②参见民14:11-25;摩西为众人祷告。
来源:中国广播网    责编:纪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