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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克非:我只想做一只思考的笔
中广网    2007-11-07 [打印本页] [字号   ] [关闭]
   

   我以前是看着中国青年报长大的,当然这句话很多人都说过。但是我是因为它而成为了记者,并且来到这里。这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责任。对报社来说,我守土有责;对个人而言,我的职业是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途径。——洪克非

    在洪克非看来,他的职业理想是——“深刻地关注、忠实地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揭露历史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反映制度、政策弊端,以新闻的力量建设公平、文明、进步的和谐社会。”

    作为中国青年报驻湖南记者站的记者,2005年,年仅30岁的洪克非,到报社任职仅355天的时候,以141篇报道尤其是24篇调查性报道,取得了绝对优秀的工作成绩,受到报社及媒体同仁的广泛称赞。2005年,被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授予“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作为一名驻地记者,洪克非的从业原则不是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关系网,不是只唱赞歌,不谈问题,而是秉承中国青年报的一贯风格,以报社的办报原则“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为行动基点,用心去寻找、发现和反映社会发展及青年成长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我新闻生涯中最艰难最痛苦的一次采访”

    一个驻站记者怎样建立信息网络呢?洪克非的个人体会是:要紧密联系当地的新闻单位同行(包括广播、电视、报纸),广泛接触各级政府和组织,发展自己的线索网络,改变原来那种单打一的局面。

    2005年3月24日,洪克非在中国青年报法治社会版发表了《一个公民从遇到车祸到冻死路边的悲惨5天》的调查性报道。从29岁的张衡生走上死亡之路的偶然事件,开始探寻。

    做这篇报道的起因,是因为2005年3月,洪克非接到湖南经济电视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他们正在采访一个突发事件:一人被车撞后在路边5天后被冻死。这就是后来震惊全国的“张衡生事件”。闻讯后,洪克非立即赶到当地,联合其他媒体,经过两天的紧张调查形成了那篇轰动性的调查性报道。

    2005年3月7日晚,行走在107国道1723界碑处的湖南省衡阳人张衡生被一辆疾驶的摩托车撞伤。当地茶恩寺镇扶桥村村民先后拨打电话与湘潭县110指挥中心、湘潭县交警大队、茶恩寺镇派出所、茶恩寺镇民政所取得联系,可5天内无人过问,直至张被冻死。

    张是怎么来到国道边,最终走上了死亡之路的?这让洪克非非常震惊和痛心。于是他决定沿着他走过的路,试着解开这个谜团。

    根据了解,洪克非知道,精神病患者被集体送到国道旁,他们绝大多数操外地口音,由于107国道只有两个车道,弯多路狭,常见精神病人被撞死。在张衡生出事的路段,村民先后埋葬了4个男精神病人。3个是被车撞死的,1个活活饿死。他们究竟来自何方?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早起的商户们都是在上午开店时发现这些不知来处的神秘访客栖身街头巷尾的,居民们认为,他们是被集体送来的。

    按照程序,发现这类现象后,村民先报告村小组长,再由其报告镇民政所,惯例是民政所给200元让村民将人安葬。“我们扯点白布,有的也用几块木板,放点鞭炮,也算个仪式。”

    于是洪克非怀疑张衡生也是被抛弃在他乡的众多精神病人之一。

    镇里的居民认定,被抛弃的精神病人是来自毗邻的衡阳市南岳区。南岳是一个著名的风景区。而且有人看到抛弃精神病人的车辆车牌是湘D牌照,是衡阳市的车牌。

    3月29日下午,洪克非3人乘车赴南岳区调查,途中见到有流浪精神病人拄杖而行。

    司机郭某告诉洪克非,他就是南岳人,曾在景区里开过旅游车。以前他曾亲眼目击警察和城管联合“集中清理”景区内的流浪者——用警车或旅游车装着,送出南岳景区。但这两年他没有看到了。

    洪克非想到去救助站。于是租了一辆车赶往离城不远处的救助站。救助站的院子被人承包改成了一个嘈杂混乱的机械生产车间,一高个男人把住铁门,称救助站里没有工作人员。后经交涉,查看了记者证件后允许他们进入了。

    救助站是一栋连接车间的两层楼房,几个救助房间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张席子靠墙而立,一地灰尘。

    就在洪克非忙于拍摄时,高个男子打了一个电话后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吼叫着冲上来卡住记者脖子,从二楼将洪克非拖下,公文包也被撕裂了。

    院子里突然蹿出10余人,另一矮胖男子试图抢夺记者的相机,并拽走镜头部件。

    洪克非报警后,矮胖男子将抢走的镜头部件返还。

    后来,洪克非从湖南当地媒体上获悉,株洲县白关镇也是精神病人的集散地。镇上居民发现:流浪的精神病人“大概一个月左右就会进行一次大换血”,几乎都是新面孔,源源不断。

    据悉,治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费用往往高达10几万元。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这是一笔巨额开销。一些病人的“离家出走”,就成了偶然或者必须。

    这一稿件见报后立刻再次引起了轰动。湖南原省委书记杨正午、副书记谢康生做了批示,湖南省纪委将事发地两县领导带往长沙调查。

    关于这篇报道,洪克非告诉记者:“这个是我写过的稿子里感触最深的一个。这个文章我一生都难忘记。第一个稿子做完后,力气就来了,事情做了一个又一个。并且为了这个稿子我们几个记者都挨了打。而且,我们也因此探察到了湖南省精神病人遗弃的路线图。几个大城市之间,将患有重病的精神病人遗弃。当知道了这个过程,就觉得血热,觉得人太冷血了。它可能是我新闻生涯中最艰难最痛苦的一次采访。”

    22天后,洪克非顺藤摸瓜,发表了《谁把张衡生推上了死亡之路》的第二篇调查报道,提出了对于流浪的精神病人该不该救助、该由谁来救助的空白点问题。

    一个月后的5月19日,洪克非再次发现了与精神病人监护和救助密切相关的线索,采写并发表了《精神病人违法究竟由谁来担责?》的报道。不仅从一个个偶然性事件,而且从全国1600万重症精神病人给国家造成总负担的背景下,来分析和看待国家救助措施尚需完善的必要性及紧迫性。

    这3篇系列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媒体和网站纷纷转载或跟进采访。民政部表示要为精神病人救助立法,这个系列报道,反映了洪克非对新闻事件所蕴含价值的准确判断能力,以及他对事件的追踪能力和采写中较强的还原能力,并体现了他可贵的平民情怀。当时,他身边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一个名气不大的记者(当时洪克非去中国青年报才5个月)能够搞出这么多事情来。

    哪儿有腐肉,我的笔就是挑蛆的针

    2006年8月,中国青年报刊登了洪克非写的《湖南省衡阳市 出租车计价器背后的“猫腻”》调查性报道。本应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者的衡阳市计量中心出租车计价器检验室,却成了“黑心的士”的帮凶。

    2006年衡阳市计量中心推出一项“包年”业务,出租车车主每年交纳350元的费用,就可以享受当年内的计价器检测及维修全部费用。检验室人员可以帮忙把计价器脉冲调慢,脉冲越慢,计价器跳得越快。 这仅是黑幕的一角。

    当洪克非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时候,他就立刻展开了调查。根据衡阳市某出租车公司几名出租车司机反映,按照国家的强制性规定,出租车车主应在规定时间内到技术监督管理部门下属的计量中心对车上的计价器进行核验,以防止因计价器计量误差使司机或乘客的利益受到损失。

    以前,衡阳市每辆出租车一年要缴纳校表费90元,但从2006年计量中心推行“包年”维修之后,该种收费提高到了350元。而同时并存的“不包年”维修,缴纳的费用则维持不变。

    这些出租车司机投诉,自从计量中心对出租车的计价器推出“包年”维修之后,他们察觉到“包年”与“不包年”两种方式中大有文章——包年车的计价器居然与后者不一样,而且还是在职能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完成的。

    一位张姓出租车司机反映,“包年”与“不包年”的计价器的差异,是由于计量的脉冲数据不一造成的。“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有相当一部分出租车计价器跳得比一般车快,同样距离算的钱也多。”

    “如果距离长了,这种差别会更加明显。”在采访中,一位司机告诉洪克非,“包年”车的表跳得快,乘客要付的钱也就多,司机的收入会高不少。这种情况在开始时还很少有司机知道,后来相当多的车主和司机都了解其中的秘密了。

    洪克非做了实验。找了两台“包年”与“不包年”的车进行对比实验。两台出租车从衡阳市质监局附近一个宾馆出发,在同一时间往衡阳市中心的解放路一起跑两公里的车程。

    很快,洪克非坐的这台车的计价器就跳到了两公里,而没有“包年”的出租车才跳到了1.7公里。同样的路程,“包年”的出租车比没有包年的出租车多跑了300米。

    看到这个情况,洪克非乘坐的这台“包年车”的司机承认,自己是给了“好处”的。以前是送烟,现在则是计量中心改交钱“包年了”。

    衡阳市全市大约有1400多辆出租车,包年的车有两三百台,以每台车多收80元计算,每天衡阳市乘坐出租车的人就要多付出1万至2万元。

    为了做好这个报道,洪克非前后采访了几十名出租车司机,数十家出租车公司和众多相关部门官员以及专家学者。该报道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洪克非是一位具有新闻理想的年轻记者,从业8年多,他不断寻找更能发挥自己所长、施展自己新闻抱负的土壤,辗转三家新闻单位后来到中国青年报社,他的技术职称栏内至今还填写着“助理编辑” 。报社没有给他更多的实惠和利益,只给他一块能够施展自己抱负的平台。他每天热情高涨地东奔西走,不辞辛苦地上山下乡,为公众寻找和发现着更好的新闻线索。

    我只想做一支思考的笔

    洪克非喜欢做调查报道、深度报道。采写调查性报道是洪克非的最大兴趣。

    中南大学矿山机械专业毕业的他,一开始做的是技术工作。关于如何引发了当记者的兴趣,洪克非笑着对记者说:“由团委宣传干事开始慢慢对新闻感兴趣。开始时写个会议消息都搞了一天。之后到了一家广播电视报,这个时候对于写正面报道有了一点基础,但却对批评报道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在走进真实的新闻工作时发现了很多社会问题,产生了想干预和了解的想法。”

    作为新闻记者,谁都知道调查性报道、深度报道采写难度大,尤其是批评性的调查报道,记者除写稿外有时还要承担被批评方诬告或者指控等等许多压力。写这类报道,不仅需要记者能够获得有价值的调查线索,还要有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想水平,要有对人民深切的爱和对腐败分子、黑恶势力等一切反人民力量透彻的恨,要有较强的追踪调查、取证能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洪克非在做调查性报道的时候,从不偏听偏信,工作扎实,有较强的取证意识。他所采写的调查性报道虽然涉及了煤矿、土地、投资、司法和政策法规等许多敏感领域,而且多是监督性、批评性报道,但是他没有因为报道失实而引发纠纷。

    洪克非说:“我以前是看着中国青年报长大的,当然这句话很多人都说过。但是我是因为它而成为了记者,并且来到这里。这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责任。对报社来说,我应守土有责;对个人而言,我的职业是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途径。”

    在洪克非看来,一个好记者首先应该具有关怀心、仁爱和责任感,能探察民生困苦,追根问源。同时还要具有沟通技巧,能够协调关系,组织网络。第三,知识较为全面,努力成为专家型人才;文笔要好,底线是可以没有发现准确的事实,但不能主动说假话。(孙丁玲)

来源:中华新闻报    责编: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