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接到采访任务的时候，吴大观老人已经驾鹤西去，摆在我案头的，是一本写吴老的书《航空报国，心系动力》，还有就是吴老在今年2月1日写给中航工业老干局的一封“多缴党费”的亲笔信。

    两天以后，也就是3月20日，吴老的遗体告别仪式在航空中心医院举行，用医院的旧桌子拼起来的简单的灵台，只有30多个花圈，但每个花圈上都贴了七八条挽联，遗像上是吴老那安详的笑容，遗像下是吴老同样安详的面容，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前来吊唁的人群中，有历任的航空工业领导，有吴老生前的同事和好友，能来的都来了，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风华正茂的青年……没有哭声，甚至没有哀乐，只有低低的啜泣和依依不舍的眼神。吴老，就这样平平静静地走了。他在弥留之际，对相依相守了66年的老伴说了3句话：“一切从简，不要给组织添麻烦；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积蓄的10万元拿出来，帮我缴最后一次党费。”

    众所周知，吴老是我国著名的航空发动机专家，是我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奠基人和创始人之一，但吴老称自己是航空的一名普通老兵。短短的几天采访中，我跟随吴老的同事和家人，穿越吴老走过的将近一个世纪的时光，试图了解这位普通老人并不普通的内心世界。

    位卑未敢忘忧国

    在吴大观老人93年的生命中，有68年是与航空相依为命的。
 
    “还在中学的时候，吴大观就听说美国有一个叫林白的人，驾着飞机从纽约飞到巴黎，1929年，我们中国发大水，林白就驾着他的飞机来救灾。那时候，吴大观就有了‘飞机’的概念，还有了一个与飞机联系在一起的‘英雄’的概念。”吴老夫人华国对记者说。

    吴老中学的最后一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吴大观踏上了流亡之路。“没有经历过亡国生活，体会不到他的爱国情怀。”师元光感慨地说。在西南联大，他想尽办法改学航空专业，大学毕业后，又去报考飞行员学校，由于视力不合格最终未能如愿。于是，吴老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大学毕业以后，一头扎进贵州大定的“乌鸦洞”，从此与飞机制造结下不解之缘。之后，在远涉重洋的国外学习中，亲身感受到美国的种族歧视以及对华人的傲慢和侮辱，他心中的信念就是，好好学，回去报效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从重工业局航空筹备组到航空部科技委，他先后主持了涡喷5、喷发1A、红旗2号的研制。吴老在一个叫做“黎明”的工厂亲手点亮了我国航空工业的黎明，为后来“昆仑”和“太行”发动机的定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上世纪60年代，吴老较早地把 “斯贝”发动机介绍给国内同仁，后来又亲自主持了“斯贝”发动机的仿制直至最后成功。离开一线以后，吴老还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标准规范的编制，使我国的飞机发动机研制生产有矩可循。他为我国航空工业、特别是航空发动机事业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刘大响对记者说：“吴老是怀着对航空事业的热爱，怀着对党的忠心耿耿，怀着对国家的赤子之心走过93年的一生，无论是顺利还是艰苦。”

    不仅如此，吴老一生都在为理顺飞机发动机研制的体制机制奔走呼号，当吴老清楚地认识到把发动机当做飞机的一个部件的认识成为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严重掣肘时，他就一直呼吁“预研先行、动力先行”。1998年，82岁时，吴老归纳总结了11条“我国航空工业需要统一的认识”问题，在84岁、85岁高龄的时候，仍然撰文分析国内外飞机发动机研发的经验教训，阐述飞机发动机预研的重要性。
吴老的贡献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承认，然而，在吴老生前的自述和文章中，除了对航空工业发展的恳切建议外，记者看到最多的却是他对自己的不断反省。

    直到临终前的几天，刘大响、彭友梅等人去看望他，他还拉着他们的手，恳切地说：“我有三句话，第一句，我这一辈子，没有为国家航空发动机事业打下一个好基础，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应该检讨自己；第二句，航空发动机一定要加强预研，动力先行，基础打不牢不行；第三句，你们一定要敢说真话，不要怕得罪人。”说着，老人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拜托你们一定要转达给有关领导，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航空发动机搞好。”

    吴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挂念着他魂牵梦萦、鞠躬尽瘁的航空发动机事业。刘大响在给记者讲起这段故事时，声音哽咽了。
中航工业集团的宗旨是“航空报国、强军富民”，吴老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一理念。当他冒着炮火发愿学航空的时候；当他在潮湿泥泞的“乌鸦洞”里埋头工作的时候；当他谢绝美国公司的高薪挽留回到民不聊生的祖国的时候；当他在沈阳白手起家创建新中国第一个飞机发动机设计室的时候；当他辗转阎良为自主研制发动机挑灯夜战的时候；当他在为航空工业不辞劳苦奔走呼号的时候，他早已把“航空报国”融进自己的血液里了。

    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吴老一辈子淡泊名利，却十分注重学习。

    吴老曾多次说自己的脑力不好，智力平平，无论是在扬州中学还是在西南联大，都不是高材生，但他坚信“笨鸟先飞”、“勤能补拙”，因此，勤奋好学成了他一生的习惯。

    在吴老的病房里，枕边放着两份报纸和一本杂志，《人民日报》、《中国航空报》和《求是》杂志。每天坚持读《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是吴老坚持了几十年的老习惯，而《中国航空报》上有关集团战略的文章他更是一字不落地阅读。党和国家的政策走势，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航空工业发展的每一个脚步，都在吴老的心里。师元光说：“吴老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吴老思想观念的与时俱进，经常让我们这些晚辈自愧不如。”

    吴老在西南联大航空系的时候，金希武老师曾对他说过一句话：“一定要注意阅读一些科学技术方面有影响的杂志、刊物，随时了解和掌握国外科学技术的发展情况。”这句话吴老铭记一生，也坚持这样做了一辈子。

    吴老不仅自己这样做，还要求职工这样做。“在西航的时候，吴老要求大家白天生产，晚上坚持学习，学习国外的技术资料，学习外语。”刘大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吴老组织青年人学外语，每天晚上检查我们外语背得好不好。”

    而外语基础不错的人，就自然而然成了“老师”，周晓青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吴老的带领下，那时候的黎明厂学习蔚然成风，每天晚饭后办公楼里动火通明，大家都在学习。”正是这种精神，帮助我国羸弱的航空工业走过最艰难的创业历程。

    离休以后，吴老也没有脱离开学习。吴老在《九十感怀》一文中这样写道：“专心致志学习，是一个很好的健身活动。我的体会是，我们每天会有许多私心杂念，外部环境也会有很多干扰，扰乱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学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使人心平气静的过程。”华国老人说，除了读书，吴老几乎没有别的爱好。

    在吴老的书房里，靠窗放着一张折叠方桌，既当饭桌又当书桌，桌子旁是两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木椅，就是在这里，吴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读书学习，单单是读书心得就写了20多本。

    “我准备组织人整理一下，吴老一生写下的东西，对航空发动机的未来发展会有好处的。”刘大响说，“搞科研是很辛苦的，不容易，要承受失败，还要耐得住寂寞，勇往直前。吴老这一辈子值得我们学习。”

    共产主义是我一生的信仰

    我的目光又一次落在了吴老于今年2月1日写给中航工业老干局的亲笔信上。93岁高龄的吴老在信中说：“又是我每年‘多缴党费’的时候，我真诚地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交出第46年‘多缴党费’4000元，这一点绵薄之力，仅能表达我对党忠诚热爱的心意。” 而在此之前，吴老已经从1963年开始，除正常缴纳党费外，连续46年 “多缴党费”11万多元，为“希望工程”、灾区等捐款9万多元，临终前又立下遗嘱，拿出积蓄10万元作为最后一次“多缴党费”。

    在今天许多人看来，吴老的这种做法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人们也在不断地问：“为什么他要多缴这么多党费？”甚至有人还说过一些风凉话。说这些话的人一定不知道，吴老在1938年流亡途中看过一部电影《悲惨世界》，其中有一句台词，影响了吴老一生——“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 。

    吴老在他最后的信中，简短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多缴党费，仅表示一个党员的一点心意。”

    1955年，国家考虑到吴老的贡献，给吴老定的工资是273元，而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只有二三十元，车间主任的工资是六七十元，吴老多次请求降薪未允，于是，从1963年开始，吴老每月多缴100元钱党费，这一下就坚持了30年。从1994年开始，吴老每年向中组部继续多缴党费4000元-5000元。吴老说：“建国初期国家一穷而白，百废待兴。我的工资那样高，脱离群众，为表心意，多缴党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为了国防急需；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还有1400万贫困人口；进入21世纪，与某些国家相比，我国底子薄、科技落后，多缴党费，体现一个党员的党性意识。”

    吴老生前与友人谈起过“多缴党费”的事情，总是说：“我应该感谢党，感谢社会，我享受的待遇已经够高了。”

    然而，吴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一直很节俭。记者走进吴老的家，看到的仍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旧家具。“从1982年搬进这个房间里，家具就没有换过。”与吴老一样淡定的华老坐在已经斑驳破旧的皮沙发上对记者说，“我们一辈子过得都很简单，平平淡淡，有一次，吴大观的衣服破了，女儿说要给他买件新的，他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补一补还能穿。”

    就是这样两位省吃俭用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捐献交出巨额党费和巨额捐赠时，一点都没有犹豫。

    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他们？

    我们不能不又一次想到他幼年时受到的“家训”，不能不又一次想到在他身上打上深深烙印的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
“吴老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基于这种传统美德，他们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吴老选择参加革命跟
    共产党走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是觉得共产党的纲领与他的价值理想是吻合的。”师元光对记者说。

    在文革期间，吴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关过“牛棚”，扫过厕所，遭受过严刑拷打，吴老迷惘过、困惑过，但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在自述中说到：“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缺乏认识，现在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总结前面的经验做出的决策。”吴老就这样，虚怀若谷地原谅了那段曾给他带来屈辱和伤痛的历史。“我们经常被打得晕死过去，但是我们既不怀疑，也不去寻死，我们知道，党会给历史一个公正的说法。”华国老人说起那段历史，平静而坚定。

    吴老在病重期间曾接受过报社另一位记者的采访，他说：“我住院了，住这么高级的病房，这是组织对我的爱护。”病重中的吴老，也不忘关心别人，为了让护工多睡一会儿，每天早上天亮以后，他就一次两次地自己爬起来。“在近年来胡锦涛主席提出‘以人为本’，我以为，这个‘人’不是指‘我’，是指‘你’，是指‘他人’，每做一次事情，要首先为别人着想，要帮助人。共产主义好比是个大海，要想进入‘共产主义’这个大海很不容易，但是大海是水滴集成的，水滴滴在手上不会有感觉，但滴水却可以穿石，只要一代一代人艰苦奋斗下去，时辰到了，共产主义就会实现了。”

    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成为吴老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吴老走了，带着他对祖国、对党、对我国航空工业的无限眷恋走了。他用自己一生的所做、所为、所思、所想，为我们后来的人，留下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赤子之心，留下了老一代航空人的拳拳报国心，留下了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蔚为大观！（刘文波 任旼 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