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老于今年2月1日写给中航工业老干局的亲笔信上。93岁高龄的吴老在信中说：“又是我每年‘多缴党费’的时候，我真诚地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交出第46年‘多缴党费’4000元，这一点绵薄之力，仅能表达我对党忠诚热爱的心意。” 而在此之前，吴老已经从1963年开始，除正常缴纳党费外，连续46年 “多缴党费”11万多元，为“希望工程”、灾区等捐款9万多元，临终前又立下遗嘱，拿出积蓄10万元作为最后一次“多缴党费”。

    在今天许多人看来，吴老的这种做法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人们也在不断地问：“为什么他要多缴这么多党费？”甚至有人还说过一些风凉话。说这些话的人一定不知道，吴老在1938年流亡途中看过一部电影《悲惨世界》，其中有一句台词，影响了吴老一生——“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 。

    吴老在他最后的信中，简短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多缴党费，仅表示一个党员的一点心意。”

    1955年，国家考虑到吴老的贡献，给吴老定的工资是273元，而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只有二三十元，车间主任的工资是六七十元，吴老多次请求降薪未允，于是，从1963年开始，吴老每月多缴100元钱党费，这一下就坚持了30年。从1994年开始，吴老每年向中组部继续多缴党费4000元-5000元。吴老说：“建国初期国家一穷而白，百废待兴。我的工资那样高，脱离群众，为表心意，多缴党费；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为了国防急需；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还有1400万贫困人口；进入21世纪，与某些国家相比，我国底子薄、科技落后，多缴党费，体现一个党员的党性意识。”

    吴老生前与友人谈起过“多缴党费”的事情，总是说：“我应该感谢党，感谢社会，我享受的待遇已经够高了。”

    然而，吴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一直很节俭。记者走进吴老的家，看到的仍然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旧家具。“从1982年搬进这个房间里，家具就没有换过。”与吴老一样淡定的华老坐在已经斑驳破旧的皮沙发上对记者说，“我们一辈子过得都很简单，平平淡淡，有一次，吴大观的衣服破了，女儿说要给他买件新的，他连忙说，没关系，没关系，补一补还能穿。”

    就是这样两位省吃俭用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捐献交出巨额党费和巨额捐赠时，一点都没有犹豫。

    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他们？

    我们不能不又一次想到他幼年时受到的“家训”，不能不又一次想到在他身上打上深深烙印的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
“吴老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基于这种传统美德，他们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吴老选择参加革命跟
    共产党走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是觉得共产党的纲领与他的价值理想是吻合的。”师元光对记者说。

    在文革期间，吴老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关过“牛棚”，扫过厕所，遭受过严刑拷打，吴老迷惘过、困惑过，但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在自述中说到：“我们要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道路，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缺乏认识，现在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在总结前面的经验做出的决策。”吴老就这样，虚怀若谷地原谅了那段曾给他带来屈辱和伤痛的历史。“我们经常被打得晕死过去，但是我们既不怀疑，也不去寻死，我们知道，党会给历史一个公正的说法。”华国老人说起那段历史，平静而坚定。

    吴老在病重期间曾接受过报社另一位记者的采访，他说：“我住院了，住这么高级的病房，这是组织对我的爱护。”病重中的吴老，也不忘关心别人，为了让护工多睡一会儿，每天早上天亮以后，他就一次两次地自己爬起来。“在近年来胡锦涛主席提出‘以人为本’，我以为，这个‘人’不是指‘我’，是指‘你’，是指‘他人’，每做一次事情，要首先为别人着想，要帮助人。共产主义好比是个大海，要想进入‘共产主义’这个大海很不容易，但是大海是水滴集成的，水滴滴在手上不会有感觉，但滴水却可以穿石，只要一代一代人艰苦奋斗下去，时辰到了，共产主义就会实现了。”

    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成为吴老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